中国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内心世界的反映，既体现了中国人向往自由、热爱生活，积极进取、豪迈乐观的人生境界，也在艺术功能、社会理想、宇宙感悟等方面，表现了与其它民族不同的人文精神，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1、心怀天下，经世致用

　　 艺术，就其本质功能来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遣娱乐需要，但中国传统艺术自创生之初，就充分体现出重人伦教化，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尚书．舜典》中有这样的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虽然史实难考，但有一点是可信的，即中华远古先民早就意识到了音乐之于人性培育之间的密切关系。孔子在《论语》中也早就明确提出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主张，并将其作为评价音乐价值高低的重要准则。据《论语》记载：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曾赞为“尽美矣，又尽善矣”，而对《武》乐的评价则是“尽美矣，未尽善矣。”（《论语．八佾》）究其原因便是：《韶》乐歌颂了以美德禅于尧的舜，有利于化育人心，而《武》乐歌颂的则是武力征服天下的周武王，有违仁政，不利于人格培养。在相传出于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之手的《乐记》中，亦将乐与礼相提并论，认为“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而反对不利于人伦教化的“桑间、濮上之音”等。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大都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积极扶持音乐发展，看重的也是音乐在陶治人性，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功能

        在书画方面，教化人伦，经世致用也一直为历代书画家与理论家所看重。南朝谢赫曾在《古画品录》中明确提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也认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明代书法理论家项穆亦仍在进一步强调：“书之作也，帝王之经伦，圣贤之学术”“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书法雅言》）。这类主张，虽然有着应予批判的维护封建道统的一面，但也促成了中国书画家心忧天下，积极入世，反抗邪恶，同情民间疾苦，向往社会公正与实现人间太平的责任感。有许多书画家，不仅以此为创作宗旨，在实际生活中亦能身体力行，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曾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率众抗击。另有不少书画家，如明末的陈老莲，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等，虽有出家人之名，实际上却不曾真正遁入空门，而是一直在哀思故国，忧心时世。

　　 以具体作品来看，如在南宋李唐那幅表现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隐居生活的《采薇图》中，表现的正是画家对高亢不屈之气节的赞美；在明代周臣的《流民图》中，透过那２５个贫穷可怜的乞丐形象，更可充分见出作者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另有许多山水花鸟之作，其中也常常别有寄托，如宋代苏东坡笔下寻枝干虬屈、气势雄强的《古木怪石图》；元代倪瓒以萧散简远的笔墨绘就的由松、柏、樟、楠、槐、榆组成的《六君子图》；清代八大山人笔下那白眼看天的怪鸟；郑板桥笔下那“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竹石兰草等，也无一不隐含着画家嫉恶如仇、讽谕现实以及纯正亮洁的人格精神。即如在唐代周 表现贵族女性生活的《挥扇仕女图》、《 花仕女图》等作品中，透过人物无聊冷漠的面部表情刻画，亦可让人隐隐感到画家对这些生活虽然富贵而心理却处于压抑状态的女性的同情。当我们欣赏颜真卿的《颜勤礼碑》、米芾的《蜀素贴》等书法名作时，也极易为其含而不露的神韵所触动，或为其浩然磅礴之气所震撼，或为其清正刚健之态所感染。

　　与注重教化人伦，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艺术理论中，特别强调艺术家的艺品与人品之间的密切关系。汉代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认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宋代郭若虚也曾指出：“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图画见闻志卷一》）清代书法家傅山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作字示儿孙》）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诸如王羲之、颜真卿、傅山、郑板桥等这样一些书家或画家，之所以备受后人景仰，除了其艺术成就之外，亦正与他们刚正不阿，洁身自好的高尚品行有关。相反，另如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等，虽在书法方面亦有相当造诣，只因大节有亏，而遭后人唾弃。即如元代的赵孟 ，明代的董其昌这样的书画大家，也因其人格有失，而不时为后人所讥。将艺品与人品完全等同划一，也许不尽科学，但对艺术家高尚人格的要求，则又正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值得大力弘扬的文化精神。